受阻上市冲刺 农商行A股IPO曙光在前

曙光初现还是继续漫长的等待?

这个问题让正全力冲刺公开上市的10多家农商行忐忑难安。

与已经有三家城商行成功上市相比，A股至今无一家农商行成功IPO。作为第一家递交上市申请的农商行，江苏张家港农商行早在2007年就已递交上市材料，但5年过去了，上市进程还是处于审核中。唯一的例外仅有绕道港股的重庆农商行，2010年12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让农商行看到曙光的是，证监会日前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名单中，张家港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等4家农商行，在485家公司排队上市中，排队位置相对靠前。

不过，资产规模要求偏高、监管标准越来越严的商业银行上市门槛，可能把相当一部分农商行挡在资本市场门外。同时，不确定的A股市况，也让几家最有希望、“万事俱备”的农商行继续陷于焦急的等待中。

扎堆冲刺背后的资金饥渴

“上市筹备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 上海农商行一位高管告诉记者，该行自重组以来，就一直在加强拓展业务，填补薄弱环节，以达到监管机构的上市标准。

上海农商行是全国十多家有望首批实现公开上市的城商行之一。尽管没有列在证监会已经公布的上市排队企业名单中，但地处一线大城市，资产质量优秀，资本实力强劲的上海农商行，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上市商业银行之一。与其情况相差无几的还有北京商业银行、广州商业银行等。

作为境内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商行从3年前开始进行客户结构和资产结构调整，2010年4月完成总额134亿元的增资扩股工作，化解了90亿元不良资产。上海农商行大股东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去年年末将其所持有的上海农商7700万股(比例1.54%)挂牌转让，转让单价高达6.48元。两家银行的举动均是为上市扫清障碍。

自2001年全国第一家农商行组建成立之日起，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日益扩大及盈利能力的快速增长，使得农商行日渐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力量。据银监会披露的《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1 年三季度末，各类商业银行中，农商行资产余额增幅 43.1%，同比增长最快。

在由农信社成功重组改制后，各家农商行几乎都把公开上市，看作是企业改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增强支农实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2007年，张家港农商行顺利成为国内第一家进入上市辅导期并提交上市申请的农商行，然而，2008年因股市过于低迷等原因，证监会曾一度暂停IPO审核。至今尽管“5年等一回”，但依然处于等待中。

在今年的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证监会及银监会的负责人均被问及商业银行A股上市的政策标准。全国政协委员、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通过资本市场支持小微企业的重点应放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上，降低二者上市融资的门槛。

中国银行业协会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农商行着急上市还与近几年急速扩张后的资金饥渴有关。各地农商行在近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均大力进行网点扩张和信贷扩张，扩张的代价就是资本金消耗。为了补充资本金，2011年，在上市无门的情况下，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成为缓解资本“饥渴”的权宜之计。但增资扩股因为审批、寻找合适增资扩股对象难、次级债融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活水”就成了众所期盼了。

“尤其是很多农商行近两三年来配合国家四万亿刺激计划，大量放贷地方融资平台，加之经济下滑预期下，坏账比率上升的担忧加剧，在严格的资本金约束下，多数农商行都亟需补充资本金。已经上市的大银行去年以来都进行和酝酿动辄几百亿的再融资计划，与之相比，农商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相对匮乏。”该人士说。

已经上市的重庆农商行资金情况也显紧张。刚刚发布的重庆农商行2011年业绩报告显示，截至期末，该行资产总规模达3448亿元，同比增长20.76%。但期末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下滑了1.07个百分点，至13.71%。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下滑了1.41个百分点，至14.9%，是2008年以来首次下滑。

农商行的经营还面临越来越高的经营成本。根据江阴农商行公布的2010年年报，其职工应付薪酬在2009年为8578万元，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迅猛攀升为1.3亿元，增幅高达51.6%。在此期间该行主要的存款业务增长22.6%，贷款业务增长18.69%，用工成本增速远高于业务增长速度。

农信社“脱胎”的历史积弊

由于农商行基本都脱胎于原有各地的农信社，农信社固有的一些历史积弊在改制重组过程中不可能一步清除到位，在股权结构、法人治理、风险控制、经营管理上也影响着农商行成为IPO的“合格选手”。

银监会湖南省怀化市监管分局一位人士表示，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存在的传统积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股份制机制构造上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不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依然流于形式，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没有形成，仍沿袭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换汤不换药”，难以充分展现股份制的优势和生命力。

其次，信贷、人事、财务等内控机制尚未构造健全，经营管理上仍存在许多漏洞，信贷营私、用人营私、财物违规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根除，就全国票据违规业务而言，就有不少农商行涉身其中，自我约束的内控机制没有最终形成。

再次，行业管理没有理顺，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省(市)联社与农商行的行政隶属关系仍没改变，经营管理上受到掣肘的现象无法根除。

另外，一个更为困扰的问题是，农商行所有制性质仍没明确，改制后的农商行董事会到底对谁负责，股份制金融企业到底属于谁，尚无定论。

“这种所有性质缺位，一方面会使员工缺乏文化认同感和企业归宿感，难以真正激发员工创造活力；另一方面这种集管理与经营权于一身、政企不分的营运模式，不仅会产生内部操纵甚至只对上级管理部门负责而不对股东负责的现象，也无法根除用人和信贷管理上利益寻租行为，农商行经营决策和信贷资产质量安全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该人士分析说。

人才问题也是农商行面临的难题。一方面，从农信社遗留下来的人员素质本身就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优秀银行人才的流动往往都是朝向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大银行待遇稳定有保障，股份制银行薪资奖励制度灵活。如果没有股权与激励制度，农商行的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就会处于被动地位。

常熟农商行一位老员工告诉记者，该行早年人员都在农村就近招募，很多人高中都没毕业，读个金融班就招聘进去了。到目前为止，很多业务员接受三个月速成的业务教育就上岗了。直到前两年，还有父母亲退休了子女来接替工作。

“一些地方的农商行经营方式比较粗放，缺乏先进的精细化管理。”一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一些此前曝光的骗贷大案，也给农商行的上市带来负面影响。2009年2月底，北京农商行商务中心支行曝出4.6亿元的按揭诈骗大案。涉案的北京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假证件和印章非法向银行骗取巨额贷款。北京农商行已查明的损失超过1亿元。在4.6亿骗贷案曝出后，北京银监局和北京农商行总行又派出审查小组到支行审查项目，发现在票据融资等项目上也存在隐患，目前另一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达到2560万元。

由于这一大案，原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和副行长姜朝已被停职，原商务中心区支行行长田军已被免去行政及党内职务。

据了解，为了弥补类似案件带来的损失，部分农商行只能以利润进行逐年冲销，这也间接影响到上市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