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养老金入市或明年开闸（2）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甚至是一场政治危机，但不应当被认定为福利危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从100多年前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开始，就扮演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维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历史也证明，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化解着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不是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不过，尽管各方观点看上去针锋相对，其背后核心却都是出于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的关注与担忧。“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华建敏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

对中国改革的六大启示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各项养老基金积累均达历史最好水平，覆盖范围也达历史最高水平，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不过，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缺位等原因，导致我国的养老金问题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郑秉文认为，目前仍在不断加深的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提出了六点重要启示：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首当其冲。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所有欧洲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1岁以上，只有卢森堡等3个国家是60岁，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绝大部分国家是65岁，冰岛和挪威是67岁，未来计划继续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有11个。

反观我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且提前退休现象十分普遍。

强化制度的个人激励支付。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遵缴率(缴费人员占参保人员的比例)始终呈逐年下降趋势，历年分别是90.0%，89.9%，89.5%，87.7%，86.5%。即使是缴费人员，也有很大一部分只按较低比例缴费。这与社保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定位始终不明有关。

高度重视职业年金制度。与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希腊养老金制度严重失衡，结构畸形：第一支柱负担沉重，而第二支柱刚刚建立于2002年，参加人数仅占劳动人口的0.2%，其全部资产仅占当年GDP的0.01%，在OECD成员国中倒数第一，与当年OECD成员国75.5%的平均值相去甚远。

加强缴费与权益之间的精算关系。在中国统账结合的公共养老制度中，每年一度的全国范围养老金待遇统一上调，模糊了账户与统筹之间的边界，多缴多得的激励敏感度降到最低水平。虽然，这种外部干预对遏制养老金增长率恶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但长期来看对制度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养老金水平不能超越经济发展。还是以希腊为例，统计显示，希腊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终生养老金财富总额分别为52.8万美元和60.9万美元，同期欧盟成员国的数字为38.0万美元和42.8万美元，OECD为43.6万美元和50.4万美元，美国为25.4万美元和29.4万美元。

厘清两个制度的边界。2008年希腊财政对养老保障体系的补贴高达151.7亿欧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34%，占当年养老保障支出总额的一半以上(52.19%)。而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从1997年起就开始接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至今累计高达10254亿元。未来应把缴费型养老制度与非缴费型制度划清边界，在立法上切断缴费型制度“挟裹”财政的潜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