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
21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最早预言到互联网所能带给世界改变的能量，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特质：一是去中心化；二是全球化；三是和谐化；四是赋予年轻公民权力。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基本上印证了他的预言。有证据表明，互联网在中国被接受(技术赋权)的程度已经很高。但是与世界互联网潮流有何异同?政府领导者如何执行促进技术和经济发展，同时有效风险管控的双重任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所写的《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一书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客观和系统地阐释了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真正了解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现状与未来的“窗户”。在他看来，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以不同方式改变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赋权和改造。
作者的整体论述框架主要基于以下四点内容：一是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也就是说两者都从互联网的发展中受益。国家能够利用互联网来提升其治理能力和水平，而被提升了的治理手段则能够对社会有益；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分权的效果，即它的益处以分权的方式扩散，即便存在着“数字鸿沟”也能够增进各个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三是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展政治的基础结构，互联网较其他环境更能够对国家进行约束；四是互联网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制造了一种递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亦即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上的互动最终重塑了国家和社会。
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说，作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已经展开，例如国家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社会精英则利用信息技术扩展了商业经营水平，此外也导致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兴起。“尽管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着它们的局限，但也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开放、透明度和责任制。一方面，政府与信息时代之前的状况相比对于民众更加负责，另一方面在不对其构成威胁前提下，政府也较过去更加愿意改变其陈旧的政策和政治实践。这样的一种变化，部分是由于新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存在，它们使得社会力量对政治施加了压力。”
总体来说，作者对于中国基于互联网的国家与社会再平衡的认识非常具有洞见和启发意义。尽管有些理论观点稍显乐观，仍不失为值得探讨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