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供给约束是改革关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由于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这就要求创新宏观管理思路，培育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所追捧。上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因此，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因此，必须改变“三驾马车”的分析思路框架，而要放眼于长期供给的分析新框架，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一味扩张需求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而是更多表现出负债水平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40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发力。而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投资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但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确立有别于以往的宏观治理框架。从现在看来，过度关注宏观需求，不仅加剧了经济波动，带来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

因此，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应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