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谁在监守自盗

□郑渝川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当多经济学家都笃信基于市场自由、尽可能少的政府监管的金融体制，乃至将之放大到市场体系和全球经济体。很多人相信，“危机—萧条—繁荣”式的经济周期已成历史，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类似永动机的平稳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是平的》等讴歌经济全球化的著作风靡全球，人们相信可以从金融创新和投机中获得只赚不亏的收益。

危机让先前的盲目乐观，统统变成了笑柄。那些曾经发表过错误或者严重误导性判断的经济学家和投行专家们，在保持了短暂的沉默后，又开始致力于对这场危机进行解释。与之同时，卷入危机最深、向美国政府伸出援手争取到最多救市资金的华尔街顶级投行们，其高管也被迫就此公开作出说明。这两类群体都倾向于将危机说成是超出判断和控制的意外产物。他们宁可为此勉强地承认市场体系和数据模型存在一定缺陷。

换言之，金融危机的成因被解释为不确定性，而不是主观责任造成的风险。不确定性是世界复杂体系中，超出人类现有认知水平出现的异变。如果真要归结为不确定性，那么投行高管、金融业界精英、监管官员、经济学家确实不应为危机承担问责责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2011年，影片《监守自盗》获得第8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影片通过详尽的资料搜集，追访了华尔街投行为代表的全球金融业巨头、美国监管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财经记者、经济学家，揭露和列举了大量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例证据，充分说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前述人等所称的“不确定性”，而是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学术机构等方面精英人群“监守自盗”所催发的一次事故!

   《监守自盗》导演查尔斯·弗格森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曾表示，“这场源自大量欺诈的金融海啸过去整整3年了，但至今仍然没有哪怕一位财务总监被送进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更让他失望的是，即便影片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好评，但针对银行家和渎职官员的问责仍无迹象，相反，那些曾经一手造成或放大了金融衍生品泡沫危机的“肇事者”，这两年还纷纷“重出江湖”，欺诈生意经改头换面的包装后再度上市；更为严重的是，让泡沫、风险、渎职等问题得不到处理乃至基本遏制的政商勾结，迄今阴魂不散。查尔斯·弗格森决定将影片内容改写为一本内容更为翔实的图书，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监守自盗》。

揭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成因，揭露华尔街和美国监管部门的失职责任，市面上已有多部优秀作品，也均引进到我国内地出版，如《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自由市场的坠落》等。通过这些作品和《监守自盗》，我们可以梳理出三条相互联系的金融危机(金融事故)责任链条。

首先，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加速由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型，金融变得特别重要，华尔街投行开展了大量踊跃的金融创新甚至是空前的金融冒险。这些努力的确维持并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但受益者主要是投行高管以及通过“旋转门”在金融界、政界和学界自由出入的精英们。前所未有的高额薪酬让冒险显得特别有利可图。金融业务的复杂化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让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将风险转嫁给客户成为可能。这几十年来，垃圾债券、杠杆收购、掠夺性投行业务都造就了一批金融新富，失败代价和社会成本却主要由美国公众来承担，这无异于是对不负责任金融冒险的变相激励。

其次，意识形态驱动的去监管化，成为了里根至小布什各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方针。罗伯特·鲁宾、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等人是这一时期美国金融监管的代言人，他们在亚洲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盘、互联网泡沫吹破等一连串事件后，仍然拒绝加强监管。

第三，美国诸多高校、民间智库以及供职于政府监管部门、金融研究机构的专家，被华尔街投行“俘获”，为金融冒险、去监管化开展了长期的公众游说。《监守自盗》书中揭露了投行操纵下，一些经济学家不惜篡改研究报告数据，并以虚假数据得出误导性结论的案例。

《监守自盗》相比上面提到的多本讨论同一问题的优秀作品，更大的看点在于，由于这本书是由纪录片扩充改编而成，因而引入的具体事例证据更多，且叙述更为完整，有助于读者更为清晰地理解。查尔斯·弗格森在提及的事例中，都引入了对涉事投行高管、官员、经济学家的对话内容，提高了全书观点和叙述的公正性。

查尔斯·弗格森并不一概反对金融或金融创新，他在《监守自盗》一书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议是，对金融行业的收入公平地进行课税，对金融交易课税，消除那些打着“创新”幌子而从事着逃税或者做空自己发行的证券的金融活动；通过金融监管降低金融业的集中度，限制其开展政治游说的空间，严格禁止“旋转门”雇佣等变相腐败行为。这些建议对于金融业发展空间巨大、也面临监管问题的中国，显然也有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