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炜：新基金法划定清晰的制度“红线”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证监会首席律师兼法律部主任黄炜在基金业协会年会上表示，新《基金法》对资管行业规范运行划定了清晰的制度“红线”，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保证利润合法、安全、可持续，而非以踩“红线方式获取”。

黄炜指出，本次法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将私募基金作为金融工具纳入调整范围，既包括投资于二级市场上市证券的私募证券基金，也包括投资于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的私募股权基金。这将充分发挥市场促进资本形成和财富管理的功能，更广泛地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促进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壮大。

黄炜表示，新《基金法》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立足于推动业务创新、提升行业竞争力，新《基金法》本着放松管制的监管理念，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和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一是，在产品设计开发方面，将公募基金的核准制改为注册制，私募基金实施事后备案制，有利于基金管理人根据客户需求和市场状况，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财服务。

二是，在基金关联交易方面，由禁止改为限制，有利于扩大基金投资优质股票的选择范围，更好地开展ETF等被动式投资，也为基金参与权证投资、配股认购、个股期权等提供了空间。

三是，在基金投资运作方面，取消了资产组合的要求，放宽了运用基金财产放贷和担保的限制，补充了基金合并制度，为FOF等新型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基金参与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业务，也为基金借贷留出了制度接口。

四是，在基金治理结构方面，参照公司治理的机理和有限合伙企业的运行机制，完善契约型基金组织制度，促进基金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市场主体根据产品设计和投资目标的不同特点，选择内在治理不同的组织形式。

五是，在中介服务和行业自律方面，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监管机构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赋予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复核把关、行业自律、纠纷调解，以及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职责，尽最大可能减少行政干预，有利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

黄炜强调，新《基金法》令资产管理行业的规范运行划定了更为清晰的制度红线。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应有之义，但同时也必须保证利润是合法的、安全的、可持续的，不是以踩“红线”的方法获取的。根据新《基金法》，这些“红线”主要包括：

一是，利用基金财产向自己或者他人进行利益输送，如采取“抬轿子”、“接盘子”、“对倒”、“锁仓”，以及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等方式，在基金账户和其他账户之间进行操作，转移本属基金的利益。

二是，利用基金的投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即滥用基金投资运作相关的非公开信息，或者利用本应专门服务于基金投资运作的信息，从事“老鼠仓”交易。

三是，损害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将基金财产与其他财产混同，或者侵占、挪用基金财产，或者将本应归入基金财产的资金据为己有。

四是，运用基金财产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玩忽职守、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损害基金的利益。

新《基金法》针对这些强制性或禁止性行为划出了清晰的制度“红线”，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章变动幅度最大，大量增加了违法行为的类型，与原法相比，新增16条，修改15条，删除1条，原法该章仅有2条未作修改。行业应当牢固树立合规经营意识，拉紧不碰“底线”、不进“雷区”这根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紧抓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等环节，真正建立起责任清晰、相互制衡、确实管用的内部约束机制，使公司始终处于合法、合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