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3月26日电（记者闫鹏、吴燕婷） 年初以来，IPO审核从严气息始终萦绕在市场间，近期在现场检查之下，IPO密集撤单现象更是加重这一印象。截至3月25日，A股IPO申报排队企业超过700家、处于辅导阶段企业超过2000家。在企业踊跃申报上市情况下，为何现场检查之后撤单增多？IPO发行审核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化解新一轮“拥堵”？新华财经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不少中介机构“穿新鞋走老路”
日前，市场对IPO收紧猜测有增无减，这源于最新一轮现场检查之下的密集撤单潮。1月3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举行了首发企业信批质量抽查名单第28次抽签仪式，不到一月时间内，被抽中的现场检查的20家企业中竟有16家主动撤回IPO申请，撤回率高达80%，这被市场解读为IPO审核从严的信号。
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张奥平认为，IPO现场检查高比例撤回申报材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原因是发行项目本身存在瑕疵，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荐机构为了赶进度，强行“赶鸭子上架”，导致项目的执业质量不高，经不起检查。
从监管层的表态来看，现场检查之下高比例撤单原因更多在于中介机构未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并不是说这些企业问题有多大，更不是因为做假账撤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保荐机构执业质量不高。从目前情况看，不少中介机构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组织和能力，还在‘穿新鞋走老路’。”证监会主席易会满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说。
实际上，从科创板试点注册制起步，再到创业板实施“存量+增量”改革，得益于发行上市条件更加精简优化、更加包容多样，2020年以来逾275家首发企业注册制上市，但这同时对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对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求更高。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IPO申报企业想趁注册制“东风”尽快上市，有些中介机构也怀着“萝卜快了不洗泥”心态，对申报材料撰写流于形式，甚至很多申报材料都是“半成品”，之后在一轮一轮问询中再完善材料，把交易所审核当成投行的内核质控来把关质量。
国泰君安投行事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许业荣指出，注册制正在深刻改变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生态。信息披露绝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充分完整，将所有信息“一箩筐”铺在招股书中，而应该是突出业务特点、突出风险因素、突出投资价值，真正提高招股书的可读性和价值导向，做到“精而实”。
多位券商人士表示，在注册制下，保荐机构责任同核准制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保荐机构的执业能力有了新的要求，各机构要彻底转变思维，用新思维拥抱新变化、适应新要求。总的要进一步强化中介把关责任，督促其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监管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完善相关办法和规定。
审核从严下中介机构的“无奈”
实际上，去年年底市场上已流传出IPO收紧说法，随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曾“辟谣”称，并不存在刻意收紧IPO的情况，并谈到将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由此，注册制下效率与质量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显然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保证质量才是注册制的核心。
如何才能保证IPO企业的优质？业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细化审核的要求、不断要求进行穿透核查，直到企业主动终止或者经住考验。不过，现在严格审核似乎有些事无巨细、矫枉过正了。
有券商从业人士指出，现在审核基本无重点可循，导致尽调也陷入毫无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从需要申报文件来看，以实施注册制的创业板为例，申报文件分7个章节，扣除部分不适用文件，平均要申报的原始合同、合规证明、纳税申报表等大大小小有50份左右文件。若是遇到复杂的发行主体，申报文件准备的工作量将更巨大。
“审核对合规性、真实性关注太多，导致中介几乎所有精力都耗在财务核查和股东穿透核查上，招股书大量内容投资者并不关心，可读性越来越差。”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说。
除了首次申报文件越来越复杂，审核问询力度也明显增强。上述券商从业人士表示，今年春节以后，IPO问询也从过去的一轮、两轮，到现在至少三轮起步。这种全面彻底的问询，固然能在最大程度上发现企业的财务问题、规范性问题、潜在风险，但对于企业的价值发现、投资定价帮助却比较有限。
记者了解到，审核趋严还进一步向申报前端延伸，过去“有名无实”的辅导备案被“坐实”。近期，有国内头部券商投行业务相关负责人透露，某地证监局辅导验收前要求提交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银行资金流水，并准备下发辅导工作材料清单文件，其中涉及20项左右需要企业提供。
“很多与企业自身的成色或企业发展无关的细节都要审核，这无形中加大了中介机构的压力，让中介机构身心俱惫。”深圳某证券业投行部负责人表示，IPO审核后若发现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责罚规定，审核人员从免责角度，自然问了比不问强，多问比少问强，这些都加重了中介机构的工作量。
市场化价格约束机制有待完善
IPO发行历来就争议不断，监管与市场的角力更是不断。IPO之所以如此受到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钟声一响黄金万两”，即“新股不败”的神话和二级市场的高估值。“新股发行没难度，只要批下来了，多差的公司都能发出去，根本没有发行压力。”王骥跃说。
相比于核准制的“可批性”，注册制更强调保证发行人的“可投性”，也就是能为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标的。2019年11月6日，新股昊海生科开盘即破发行价89.23元，成为科创板首个“破发”案例；在2020年9月，曾经出现过上纬新材压着上市市值条件按“地板价”发行情形，一度导致部分公司即便拿到注册批文也要推迟发行上市。
这些新情况让IPO“可投性”改革初见成效，不过该现象并未持续多久。在科创板出现零星企业上市首日破发之后，目前不论出于什么质地的新股，都会受到股民争先参与申购，市场化价格约束机制远未形成。
业内认为，只有监管层不再调控IPO节奏，新股发行多后就会推动理性投资，形成新股破发局面，这样才能让市场自觉形成优胜劣汰，挖掘优质标的，不能再走实质性审核老路。
“劝退疯狂的市场，多几个首日即破发的倒霉蛋是远强于拿着大棒向资本市场挥舞。”一位市场人士说，第一个上市即破发的企业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打新即赚钱”的奇葩现象总会停止，大量没有未来成长性的上市公司破发之后，实质上丧失了再融资的能力，失去了外部的资金支持。如果无法成功的转型，那么只剩萎缩的主营业务、不再值钱的“壳”和高昂的信息披露成本。
晨壹投资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股破发是注册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痛”，是市场化约束机制的体现。这也是是对注册制改革的真正考验，若能坚持改革方向不回头，方可培养出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客户，让市场机制更高效的运转，真正推动A股向成熟市场蜕变。
编辑：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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