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最近一个多月，全球两大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先后将中国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再度引发媒体对评级机构的批评和反思。评级机构必须改革，但也应承认，并非所有问题都由评级机构造成。所谓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在进行是非判断前，我们应首先厘清事实判断。
首先，调降中国评级展望是否等于降级?笔者注意到，在大多数媒体报道中，都用了“降级”这一词汇。
但事实是，评级机构将一国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意味着一到两年内可能对该国降级，但也可能重新将展望上调至“稳定”。
例如，2011年初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展望，随后在当年8月降级。而在当年同样下调美国评级展望的穆迪，则在两年后上调美国评级展望，并未降级。因此，这次中国会否遭降级目前仍是未知数，最终结果取决于宏观经济走势、改革进展，以及政府影响力等因素。
其次，有国内专家痛斥国际评级机构“一向对中国很刻薄”，这是否是事实呢?以穆迪为例，其目前对中国的长期信用评级是Aa3，是穆迪第四高等评级，这一评级意味着“高质量、极低信用风险”。
穆迪分别在2003年、2007年和2010年连续三次上调中国信用评级。中国目前评级不仅高于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意大利、以色列，也高于几乎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仅低于韩国)。
第三，不少媒体的批评焦点还在于西方评级机构的政治动机，甚至认为这背后有金融战阴谋。主权评级的确往往无法避免牵连政治，但评级机构所涉政治更多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非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
在欧债危机期间，欧盟委员会委员曾建议，禁止评级机构对受援欧元区国家进行主权评级。德法两国也联合呼吁调查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方法。标普2011年8月5日下调美国3A评级，两周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宣布对标普展开调查，18天后标普CEO德文·夏马尔被迫下台，两年后联邦政府起诉标普求偿50亿美元。
对任何政府来说，主权评级都是越高越好；而对于市场来说，评级应尽量准确反映实际风险，政府和市场力量因此发生博弈。评级机构或妥协，但并不必然顺从政治压力。欧债危机爆发后，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法国主权评级被连降两档。而标普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发誓不上调美国评级。
因此，评级机构所涉“政治”，更多是市场与政府间的博弈，而非国家间的博弈。对评级机构来说，一面和西方政府打得头破血流，一转脸又联合西方政府对别国发动金融战，这实在不合情理。
第四，媒体对评级机构的常见批评还包括评级机构未能发挥“逆周期”作用，即未能预见次贷、欧债等危机。但任何政府、公司或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准确预见经济危机。在次贷危机前，评级机构所犯错误并不比银行、政府监管者更多。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整体缺陷使然，并非评级机构一家之罪。
评级只是一种对当下状况的“观点”，即评级专家分析得出的推荐意见(在美国受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非对未来状况的“预测”，而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因此，“欧元之父”蒙代尔说：“我们需要将评级机构的责任与处理宏观经济问题区别开来。”
第五，还有批评直指评级机构加剧经济周期波动，即在经济上行周期提高评级助长泡沫，在下行周期降低评级加剧恐慌。但从因果上来看，是经济形势恶化导致评级下调，而非评级下调导致经济形势恶化，真正造成市场波动的不是“信使”，而是危机本身。
在经济下行周期下调评级的确是雪上加霜，但如果评级机构无动于衷，则会导致信用风险失真。因此，下调评级以及所引发的市场动荡，都是下行周期难以回避的结果。
第六，常见批评还包括垄断。标普和穆迪两家机构占据全球80%的评级市场份额，加上惠誉，三家一共占据96%的市场份额，而政府是造成这种垄断的重要推手。首先，各国政府对金融产品和银行的监管都非常依赖评级，这直接导致评级具有“系统重要性”。
同时，政府对评级机构的认证也是造成垄断的原因。从1975年开始，只有获得美国证交会认可的评级机构(NRSRO)才能进行全国性评级业务，这导致无法获得认证的中小评级机构难以扩张业务。
上述分析并非要为评级机构辩护，而在于厘清问题根源，辨析责任所在。因此，当下对评级机构的改革应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
首先是通过监管倒逼评级机构不断改进业务。例如美国证交会从2014年8月开始实施评级机构监管新规，促进评级机构改进评级方法、提高评级质量和评级透明度。其次是政府应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美国证交会近年来一直在推动中小评级机构扩大市场份额，增加NRSRO认证评级机构数量。中国的大公国际以及中美俄联合成立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都是有益的尝试。再次，降低市场对评级机构的依赖，寻求信用评估替代来源。例如在评估某种金融产品信用时，信用违约互换(CDS)同样可以反映其信用风险，可成为评级的有益补充。
总之，要求评级机构不出错是不可能的，让评级机构闭嘴更是适得其反。正确的思路是，不要神话也不要矮化评级机构，仅将其视为市场力量的一部分，并减少监管和市场对评级的依赖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