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帆
刚刚过去的周末，朋友圈都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刷屏了。除了澳洲奶牛胸口一紧的段子，二孩概念股出炉，头胎走下神坛的小视频，还有中国香港表示暂无意改变“限奶令”，湖南官方称衔接期生二孩不处罚的消息还没传播，国家卫生计生委急忙澄清，政策实施前，各地不得自行其是，好不热闹……
其实，另一篇关于计生政策制定者的报道更吸引笔者。该报道称，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介绍说，1980年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提出的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而一代人的时间为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现在所讲的包括放开二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而且，当初制定政策时预计可能会在执行期内出现的问题也相继显现。2009年时候，眼看着30年大限将近，再不调整，搞成了“永久之计”，那么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依笔者浅见，无论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还是后续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演变，都是基于对当时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趋势判断的前瞻性考虑，也算是政策逆向选择吧。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新书《经济学原理》中也有关于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度的一段论述：在公元1000年，即我国宋代时候，全世界各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是0.9979，几乎是完全相关，到了公元150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873，公元1820年是0.9423。但是，从公元1820年开始，相关系数就迅速下降，到1870年，相关系数已经下降到0.64，1913年为0.34。到1973年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就只有0.148了。这意味着，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人口规模很大的国家，可能是很小的一个经济体，而一个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由这些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相关性是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不断变化的。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即将全面放开二孩，都是基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后的逆向调控，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最优水平。
推而广之的话，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松紧、资本市场发行速度、入市资金规模的把控应都在此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