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可资产 潘玮杰
2014年前三季的名义GDP增速基本在8%左右，相比前两年动辄9%、10%以上的增速放缓许多。这从侧面反映出价格上存在一定通缩压力，尤其表现在工业产成品价格方面。截至2014年12月，PPI不仅已经连续同比负增长34个月，也连续环比负增长12个月。PPI的持续走低表明制造业产能过剩局面将延续，甚至可能恶化。
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一方面，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杜绝部分产能效率低下的行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需要弱化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制造，强化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升级。未来，快速响应能力、复杂制造能力、定制化生产能力、可持续能力和适应创新变化能力，将成为新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经济增速中枢下沉。2014年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下降，亦表明制造业已经开始处于自身结构调整的阵痛期。2014年12月制造业PMI降至18个月低点50.1%，也说明制造业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面临较大困难和压力。反观服务业，自2012年三季度起，服务业增速绝对值就开始大于工业，服务业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增强。2014年12月非制造业PMI升至53.4%，前月为53.0%，表明服务业的扩张处于良好势头。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道路上，服务业活动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虽在短期内无法明显提升经济增速，却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稳定就业增长奠定了较好基础。目前从GDP分产业来看，2014年前三季工业和服务业增速均有所放缓。2014年前三季，工业GDP累计同比增长7.1%，较2013年全年增速下滑0.5个百分点；服务业GDP累计同比增长7.9%，较2013年全年8.3%也下降了0.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由于经营活动与新业务增长疲弱致使服务业增速同样受到影响，恐怕会对本已疲弱的经济态势雪上加霜。一方面，可能会使就业市场出现疲软，进而使居民收入和消费走低；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市场出现不稳定，反过来迫使制造业投资重回老路，从而使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程受到阻碍。
因此未来在协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上，在着重强调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同时，需要密切监控服务业发展情况。在保持服务业发展增速的同时，大力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两大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需要在助推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央行在2014年推出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助推产业结构调整。现在看来，作为总量工具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结构性效果，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银行端的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使得资金沉淀于银行间，更是助推了股债等资产价格高企，资金避实就虚的现象明显。
由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自然需要肩负起更多责任。市场有时对产业调整会有所失灵，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强化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功能，综合运用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等方式，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措施服务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战略；另一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贴息、财政信用等间接调控杠杆，从而引导资金流向优化产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由于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导致地方债务风险不断积聚，未来如果财政政策需要再度发力，那么中央政府可能要承担更多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