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补生产力发展的课

□吴金友

最近有幸拜读了刘光溪博士专著《补课发展论》，连续几个晚上挑灯夜读，一气呵成，甚觉过瘾。抚卷沉思，深感该书的厚重和价值，故而产生了与广大读者分享的想法。

《补课发展论》于2013年7月印刷出版，书中囊括了作者过去几年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改革热点问题分析和思考。研读《补课发展论》时，适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将该书的主要观点和改革思路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印照，可以显著发现，刘博士过去几年孜孜追求和探索求解的一些问题或矛盾，均与改革决策高度一致。再仔细揣摩和品味，这种一致，其实也不奇怪，一方面刘博士作为西南大省———云南省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线和前沿，有着直接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作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经常性的理论学习，特别是在中央党校系统性的理论培训，为刘博士对实践的思考和升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素养。

刘博士先后在中国驻美使馆和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外经贸部国际司和办公厅、上海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单位和部门工作，丰富的工作经历和横跨多部门的宽阔视野，为刘博士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时，不仅立足国内经济问题的梳理和提炼，而且放眼全球，倡导东西关系、特别是美中关系的共赢博弈和互补性竞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创造必要的内外环境和战略机遇期。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博士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思考，并没有脱离微观基础和条件，恰恰相反，一些似乎是较为宏观问题的分析和求解，都是立足于微观基本面。

如关于金融改革的思考，刘博士就倡导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并在分析我国“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约束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三农”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同时，在分析县域经济发展时，刘博士也不忘县域经济的金融约束，并针对当前县域经济的实际提出“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的理念和政策建议。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GDP总量世界第二和贸易规模世界第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人均收入、人均福利、人均寿命、人民富裕程度、整体现代化水平等指标却又显示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面临“乘大除小”的中国国情。刘博士以马列主义的辩证观和发展观研究和思考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进步史，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明，是积500年历史和几十代人的连续不懈努力才得以实现的，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仍然落后世界发达国家近500年的“课”。因此，要想在空间层面上进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中国需要继续在时间层面上坚持“补生产力发展的课”。立足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间阶段内，中国经济正处于半道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和改革河中咽喉攻坚“深水区”。刘博士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严密的推理逻辑，为其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把脉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进而提出解决问题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和“深水区”，既不应在成就面前骄傲自满，也不能彷徨和无措，而是要保留一份清醒和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