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共识注入转型动力

□厉以宁  

蒲宇飞是我的学生，今年5月他到家里向我汇报工作学习心得时，我建议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一本书。果然，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完成了这部《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书稿，我感到很高兴。

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两条主线。1978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便是双重转型，即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则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这是发展转型。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重叠在一起，重点要落在体制转型。中国正是一个身负这种双重转型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所经历的艰难，是史无前例的。改革的历程虽然艰辛，但目标始终十分明确：在体制转型上，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转型上，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进入现代化社会，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强，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们去完成。因此，改革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因噎废食，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继续推进。气可鼓而不可泄，一旦中途停顿，便有可能前功尽弃、功败垂成。在改革的道路上，必须知难而进。拖延，只能使改革付出的代价更大、更沉重。

本书在我关于转型发展和制度调整的启示下，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从经济、生态、社会三种发展压力的角度分析了改革的紧迫性，探讨了如何在压力下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从改革推进机制的角度讨论了如何为发展转型注入动力和活力。这部书稿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研究框架比较清晰，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比较独到、深刻，从而有较大说服力。

   对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动力，我曾经有个比喻：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一定是内在自我调节机制完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仍需要打针吃药。人既如此，经济也是同样，良好运行的前提在于内部机制的完善。但这种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不断进行调整、创新、再调整、再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体制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这种调整创新能力，就是本书所讨论的制度弹性。作者围绕如何增强制度弹性，提出要在四个环节“打针吃药”，即刚性环节、软性环节、错配环节、缺失环节，并分析了每个环节的症结和特征。同时，还提出了五种压力化解路径，即合作型分压、突破型解压、转移型缓压、赎买型减压、行政型控压，这相当于提出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具体策略。这些分析方法体现了作者的思辨色彩，我认为对广大读者一定会有不少启示。

关于制度弹性，我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和《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两本著作中曾有过阐述。蒲宇飞在本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归根到底，客观经济形势既然不停地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出现，如果制度上、体制上不相应地进行调整，一直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应对，只会越来越陷于被动，难以解脱。因此，制度必须有一定的弹性。改革既是制度弹性的体现，也是赋予制度以适当弹性的手段，换言之，从刚性体制逐步转入弹性体制，是维护制度本身必不可少的方式。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认为必须从具有关键意义的四大改革入手，即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四大改革是其他专项改革的前奏和前提，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令人高兴的是，作者在书中对上述四大领域的改革机制都有所涉及，比如提出要通过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常态和经济危机状态，完善动态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履行好底线功能的基础上，探索复合型城镇化推进机制；把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建立共建共享型收入分配结构。这些思路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作者多年深入了解和总结的国内外经验教训，以及近年大量实地调研掌握的一手资料，分析细致认真，建议也有较大的可操作性。

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从实际出发和善于独立思考。不从实际出发，仅仅从书本或纯理论分析着眼，不是陷入保守就是迷于空想；而不善于独立思考，就会失去判断能力，莫知所从。即以书中提到的六大改革为例，每一项改革都是意见纷纭的，有些争论得还相当激烈。这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找到真正可行而又见效的方案。蒲宇飞在本书中的许多分析之所以使我感到有意义，全靠他能从实际出发和善于独立思考。我相信他今后一定能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做出新的成绩。

蒲宇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毕业后，曾供职于原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参与了当时一些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工作。到国家信息中心任职后，他先后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专项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多年来参与政策和规划文件起草的经历，使得他对改革的进程格外关注，对改革的研究也相对比较系统。他在2011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对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史也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本书是他多年刻苦学习、勤奋思考、努力工作的结晶。我相信这样一本探讨发展动力和改革推进机制的著作，会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欢迎和重视。最后，谨以我在1995年所作《七律：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与作者和所有关注改革、投身改革的同志共勉：“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涨潮时”。(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