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商品周期步入下降阶段

□何塞·奥坎波 比尔格·厄尔顿

长达十年的商品价格繁荣已经进入了尾声，对全球GDP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经济运行模式不会简单自我复制，但始自新千年的世界商品超级周期上升阶段的结束，给发展中国家继续快速赶超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截至2013年7月的会计年度中，《经济学人》商品价格指数下跌了16.5%(按美元计价，若按欧元计价跌幅为22.4%)。其中，金属价格自2011年初见顶以来已经下跌了两年多；粮食价格曾经表现出更强的抗跌力，但在过去的一年中，粮食价格跌幅比其他商品更深；只有石油价格尽管波动巨大，但仍维持高位，毫无疑问这是由中东复杂的政治事件导致的。

从历史上看，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商品超级周期研究显示了这一点。自19世纪末以来，商品价格经历了三次长期周期和第四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全球需求。前两次周期相对较长(接近四十年)，但第三个周期较短(28年)。

所有四个超级周期的上升阶段都受需求激增的提振，但每次的源泉不同。在当前周期中，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其占全球金属消费比例的上升就是明证。

尽管这几个周期达到了相似的峰值，但下降阶段的幅度根据全球经济增长形势的不同而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上世纪80年代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下降势头很猛。相反，朝鲜战争后的降幅相对较弱，当时正逢世界经济的繁荣期。二战后，不同商品板块的超级周期变得更加同步(包括石油，此前该商品显示出不同的波动模式)。

正如中国经济繁荣推动了本次周期的商品价格增长，当前的价格下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GDP增长减速，从2003-2007年以及2010年的两位数降至今年的7.5%左右。尽管对中国未来增长的预测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认为其短期经济表现将会走弱，长期增长率甚至可能进一步下降。事实上，中国重复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空间有限。中国对抗危机所采取的投资拉动战略导致了债务积压以及需求结构的进一步扭曲，目前中国的投资比重极高(接近GDP的一半)，而私人消费比重太低(约35%)，这进一步制约了决策者的选择。

当前的共识是，这些反常需求模式在长期必须改变，中国要向消费拉动增长模式转变。但是，为了完成这一转变，中国必须实施深刻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逆转鼓励投资和出口、直接间接对消费课税的政策方向。

中国未来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预测家预计中国将迎来软着陆，但对增长率的预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中国2018-2022年GDP年均增长为6.5%。北京大学的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3-4%的增长率才与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以及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目标相符。中国经济硬着陆并伴生潜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当局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无论如何，下行风险相当高，而上行空间几乎不存在。

因此，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主要引擎将会减速，这将对过去十年最积极的经济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造成严重影响。正如中国经济繁荣让依赖商品的经济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获益良多，其减速也将反映在这些经济体增长率下降上。事实上，一些南美国家已经遭遇了严重冲击，就连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能幸免。

如果全球需求疲软导致当前商品超级周期的下降阶段与1918年后和20世纪末时一样猛烈，那么世界应该做好准备迎接增长停滞和世界收入趋同趋势的急剧减速甚至结束。

(何塞·奥坎波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比尔格·厄尔顿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博士后成员。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