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信贷融资监管平衡多元化融资与风险防范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胡滨 郑联盛  

近年来，传统信贷渠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资金支持占比迅速下降，而非信贷融资的重要性相对提高，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日益明显。但是，由于非信贷融资实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和多元化服务，还是对原有金融抑制的一种突破，当然也存在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某种规避，争议非常之大。

非信贷融资通过所谓的“银行的影子”以及“影子银行”业务快速扩张业务，使得整个社会融资规模迅速膨胀，理财、同业、债券等非传统信贷融资模式成为重要的资金融通方式。一方面，通过“银行的影子”业务进行主动负债，扩大表内信用扩张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影子银行”腾挪调整资产负债表，减少表内信贷资产并扩大表外信贷规模。2012年非信贷融资规模为7.6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规模15.76万亿元的近五成，成为与商业银行信贷融资等量齐观的“平行银行体系”。

从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看，非信贷融资为基础支撑力量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是未来发展趋势。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大环境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将逐步发展为银行与资本市场并驾齐驱的体系，非信贷资产的重要性是日益提高的。当然，在非信贷融资大发展过程中，风险衍生、累积甚至蔓延也是必有之势。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以非信贷融资为核心的“影子银行体系”被认为是危机的根源之一，如何平衡多元化融资和进行有效风险防范是监管当局的任务。

非信贷资产扩容是趋势

对于非信贷融资的发展，美国已经有50年以上的历史，国内基本还处在发展初期。近几年来，国内非信贷融资爆炸式增长，与较为严重的金融需求供给错配及其背后的金融抑制直接相关。

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供给受到金融抑制的明显制约。一是金融价格没有市场化，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没有市场化，资金配置渠道较为单一。二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储蓄投资转换机制顺畅程度较低。三是金融服务结构不合理，融资部分需求无法得到传统信贷供给的支持。四是金融体系融通机制不健全，不同金融市场难以有效融合。五是金融监管体系较严格，但部分监管指标不科学，比如存贷比。

相对应的是，非信贷融资和多元金融服务的需求则持续增长。一是普通居民存款回报大大低于合理回报，存款投资长期遭遇物价和房价的侵蚀，资产保值增值诉求大。二是企业产能投资和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较大，而由于受制于信贷部门的信贷供给约束，需要多元化融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三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综合管理衍生了多样化的资产端和负债端的金融需求。四是宏观调控政策变化较为频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压力巨大，需要通过多元化业务渠道来熨平政策的冲击。

为此，非信贷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需求创造供给的自然表现，未来非信贷融资将是多元化融资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且比重将会逐步提升，非信贷资产扩容将是一个趋势。

非信贷融资的风险性

中国非信贷融资增长迅速，但国内外的非信贷融资存在实质的区别。一是美国非信贷融资已经发展超过50年，而中国才处在初级阶段。二是国内非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银行主导下的表外业务，而美国的非信贷业务则是以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主导的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行银行体系”。三是国内非信贷融资并没有完全游离在监管之外，比如信托、理财部分还是处在银监会的监管之中。四是国内的非信贷融资业务没有高杠杆运作和复杂的资产证券化，更多是表外和表内业务的区分。

但是，国内非信贷融资之所以被称为影子银行或银行的影子，也是因为中国的非信贷融资业务和国外影子银行具有共性：资金运作都是借短放长，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和收益率错配；极度依赖短期的批发性货币市场，以获得持续的流动性支持；资产标的的投资和运作存在较大的信用违约风险，特别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和政策压力较大的房地产；信息披露不完全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都有规避监管的动机，出表操作一定上是为了规避资本金、风险拨备等监管。

非信贷融资过快发展和过多的金融创新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与风险。一是非信贷融资本身的问题，其期限错配、收益率错配以及信息不对称，最后将会产生流动性风险、信用违约和道德风险。二是非信贷融资的监管问题。监管机构如何及时、有效填补监管死角是亟待解决的任务。三是非信贷融资对货币政策的干扰。由于非信贷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近一半，而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并不明确。四是系统性风险。由于非信贷融资一定程度上是“银行的影子”，如果影子银行出现较大风险，可能通过货币市场、信用市场迅速传染至银行部门和实体经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非信贷融资的监管与金融改革

从风险管理、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的视角出发，加强对非信贷业务的指导和监管是必要的也是亟需的。从完善金融体系的视角出发，顺应非信贷融资的发展趋势，健全多元化融资体系、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金融宏观审慎制度框架也是当前的重大任务。作为银行机构，如果在多元化融资转型中走出一条差异化道路也是应该积极探索的。

首先，非信贷融资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因势利导应是监管当局的基本原则。从增量的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结构已开始逐步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比如市场讨论较多的同业业务，其过快发展导致银行在信贷和非信贷融资的资金配置上出现过度依赖批发市场而导致明显的期限错配。但是，同业业务在提高银行自身资金配置效率乃至银行间市场的资金配置却是有基础支撑作用的。从监管上，鼓励同业业务发展，同时引导市场主体防范期限错配风险，是较为合理的举措。建立和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和多元化融资渠道，是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多元化融资需求的必然趋势。

其次，非信贷融资风险防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监管当局应该“总量控制、分账经营、分类管理”进行有效监管。监管当局应该在非信贷业务领域的监管上，一是防范各项业务膨胀过快，积极进行总量管理，在金融宏观审慎的视角下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在各个领域应该要求分账经营、分类管理，理清各业务风险衍生及传染机制；三是积极进行监管创新，防止出现明显的监管漏洞。

再次，金融体系改革是基础性工作。非信贷融资的相关风险产生和扩大机制实际上与金融体系制度性瑕疵是直接相关的。以6月份的流动性风险为例，与风险定价、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以及流动性风险处置机制等相关。从改革的方向上，以下几个方面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应该完善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同业拆放利率包含了中国最主要金融机构的信用利差，而并不是一个无风险利率。如果一味地维持同业拆放市场的信用利差稳定，相当于是给收益率和期限错配提供套利空间，而表外业务的风险得不到合理的定价，这无疑是提供稳定的套利机制。

应该健全市场运行机制，特别是流动性供给机制。同业拆放市场的一级交易商应充分发挥“做市商”功能，货币市场是否要真正转型为做市商市场，这也是制度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债券市场上，建立多层次而相互统一的债券市场，对加强期限和流动性管理是有益的。

积极有效合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上述市场的缺陷则与我国利率非市场化相关。7月20日中国已经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整体是在进步的，但是本次利率改革的资金配置效果取决于资金需求方的议价能力，而目前国内资金需求方仍处于弱势。对于资金风险定价的基础机制仍然有待完善，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应该有效推进。

建立有效的违约机制及其后续处置机制。一直以来，刚性兑付的现实使得投资者对风险防范特别是违约风险的低估，使得部分非信贷融资过度膨胀甚至泡沫化。这种刚性兑付的现实来自于银行甚至政府的隐性担保。这有碍于违约机制的完善和风险处置机制的建立。

中央政府应该保持金融政策的稳定性。部分金融风险是政府政策调整的衍生品，政府政策如果过快过多地干预金融体系，那风险定价机制可能紊乱，并导致金融风险。保持宏观调控的稳定性，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就会发挥其内生的风险定价机制，对信贷融资和非信贷融资进行市场化配置，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进行有效配置。

最后，金融机构应实现有效转型和风险管理的平衡。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大环境下，金融机构如何成功转型是亟待解决的任务，特别是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转型升级之路是关键。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积极创新多元化融资，但应加强非信贷融资向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业务创新和非信贷资产扩容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还应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从较为单一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向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场风险等综合风险管理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