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忧

□许维鸿

半个月前，我在微博中发表对日本所谓“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隐忧，质疑“安倍经济学”。而现实中，过去一个月来日本股市的巨大波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在两种逻辑间的抉择。安倍的所谓货币超宽松经济学，将日经225指数从4月初的12000点整数关口，刺激到5月22日的15627点高位，一个半月升幅高达30%。但是，从5月23日日经225指数暴跌至今，短短20个交易日，就把这30%的涨幅基本蚀光。如此看来，是不是国际投资者信心尽失了呢?

安倍晋三所谓的经济学，无疑是一场赌博，安倍是拿日本的经济稳定作为筹码在赌博。要知道，安倍接手管理的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是全球居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企业、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当正面的品牌和竞争力，日本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让世界各国羡慕。

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开放程度低，过去三十年，日本未能很好地利用全球化趋势，加之资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通缩后遗症，日本经济在二十一世纪不像欧美等国那样有活力。经济缺乏活力，政治家自然难以稳定连任，一定程度上倒逼安倍走出“超级宽松货币”的“险棋”。那么，日本的货币超宽松为什么不像美国或者欧洲那样奏效呢?其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稳定体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没有融入全球化大潮，跟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不大的。换言之，就算日元再超发，也难以改变日本企业本土投资不足的顽疾，本土生产成本高企，PPI跟日元利率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消费升级早已完成，稳定的甚至是萎缩的国内消费市场，使得消费信贷潜力有限，CPI也跟日元利率关系不大。

当然，超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元贬值、使得日本变得“相对便宜”，理论上还是可以加速国际投资流入；日元贬值使得进口产品变贵，通货膨胀预期增加，从理论上也可以提升消费———当然仅仅是理论上，因为高度封闭的日本消费和物流体系，消费对于通胀预期的粘性，远远高于政客的预期。毕竟，货币宽松和汇率干预，不是安倍晋三的发明，历任日本政客早已多次应用，其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极低，日本实体经济早已对此“审美疲劳”。

日元在全球外汇储蓄中的比重逐年降低，正是拜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所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在1999年初，全球外汇储备中日元资产比重超过6%，而到了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前，只剩下不足3%，日元离国际主要货币的目标越来越远。好在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降低———截至去年底，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又稍微回升至4%。但是可以预料，这种回升态势，会随着安倍晋三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赌博而停止，日元在全球的金融地位甚至还会下滑。

更为急迫的是，日本通货膨胀预期增强，所带来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使得持有日本国债的国际投资者账面损失巨大。据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Patrick Artus判断，全球投资者持有的日元债券共计38.2万亿美元，是2002年13.8万亿美元的近三倍。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平均2%的预期收益率上升，将给整个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账面计提，甚至意味着日元债券的危机。

当然，中国股市的暴跌和日本的赌博关系不大，主要是自身经济体内坏账的临界点，引发市场资金惶恐和短期融资成本上升。如果非要找国际市场的原因，那么泰国、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外逃，更应该引起中国投资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