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经济学家与媒体

□华生  

如果借用狄更斯的话，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充满了希望和可能的时代，也是充斥着不满和失望的时代。但无论有多少抱怨，回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封闭、落后和贫困，改革确实实现了中国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富裕和历史跨越。中国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8%，2011年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让经济学家在中国如鱼得水，如日中天。

然而自知者明。正如我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的那样，作为经济理论的研究者，我们是幸运的，应该感谢我们身处的时代，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感谢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只是在这个时代中扮演了一个符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太多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需要人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解决。今天甚至可以说，新的更具挑战性问题的产生比已经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快。显然，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者都有幸赶得上的，而我们有幸置身其中。诚如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真诚的守护者也是我的导师董辅礽先生所言，我们生活在这块研究经济学的肥沃土壤上，又适逢改革之机，我们应该共同创造出无愧于滋养我们的肥沃土壤、无愧于改革伟业的经济学理论来。

二十余载春秋，斗转星移。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迅速成为无论从总市值、募集资金规模、还是交易活跃度都走到世界前列的全球主要市场，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这应当说是一个奇迹。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制度建设、交易规范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望历史，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从怀疑、探索和争论中走过并成长起来的。同市场一起成长还有中国的财经媒体，《中国证券报》就是其中领先的一员。无论是在资本市场发展观的求索、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还是在厘清宏观经济局势、破解货币之谜、把脉世界发展大势等方面，《中国证券报》都在重要和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权威的声音。可以说，作为信息披露的重要阵地，它还更多地充当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媒介、一个理论论战的平台。众多思想在这里激荡，众多理论在这里碰撞，众多经济学者在这里崭露头角，共同推进中国变革、向前。正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我和《中国证券报》结缘于2001年，当时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务院委托举行的一次关于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内部研讨会。当时由于国有股强行以市价减持，中国证券市场步入漫漫熊市。应《中国证券报》约请，我将此次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中国股市的最大国情”为题发表在《中国证券报》，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从那时起，我与《中国证券报》的合作一发而不可收，其后十多年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许多都是头版通栏或专题整版的大文章。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中国证券报》的厚爱和舞台，我在股市转折关头的许多重要文章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影响。每当看到自己经编辑精心编排的重要文章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后，既对市场产生广泛的影响，又推动了政府决策的转变和深化，我会由衷地感到，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学者的研究需要媒体的平台和影响才能变为推动改革前行的力量。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证券市场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问题和制度变革的拷问。然而，改革的突破，社会的进步，都需要这个社会各种积极力量的合力来推动。这其中，学者和媒体都有自己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两者之间相得益彰，两者的合力，会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