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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实践的田野上

中国证券报2012年10月13日04:01分类:新华社报刊

□李文溥

《解读中国经济》是毅夫先生之前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的修订版本。要以精炼的文字诠释“中国经济”这一宏大主题,对每一位学者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毅夫先生给自己圈了这么一大片地:“(1)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基本囊括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其中任一方面,都是内容丰富的专题研究,要在简短且通俗的文字中说出个子丑寅卯,并非易事。

毅夫先生从回答“李约瑟之谜”入手接受这一挑战。自上世纪40年代李约瑟先生访问广东坪石,向王亚南先生请教“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后来被学界称之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以来,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在评价了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得失之后,毅夫先生指出“李约瑟之谜”其实可以转换为这样的问题:“欧洲技术变迁速度加快的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关键不是工业革命,而是支持工业革命不断持续发展的科学革命。因为“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因此要寻找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毅夫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积累为主,中国因人多而有优势,但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方式转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时,中国人多的优势也就消失了。然而,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却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转变。中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这一假说的最大优点在于统一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技术超前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却落伍了,而其他的解释往往难以兼顾二者。当然,它能否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但是,由此而生发的问题却值得深思。

《解读中国经济》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我看来,这也是本书理论分析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毅夫先生的主要贡献是构造了一个理论体系,并应用这一逻辑一致地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这个体系说来相当简单,主要概念不过是比较优势、自生能力、要素禀赋结构和最优产业结构等几个而已。所用分析工具基本上是逻辑推导,连几何图形也有限,然而所揭示的经济学思想却值得不少资深研究者深思。

毅夫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它用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各国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原因和机制。毅夫先生用他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现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统一、中国的渐进性改革路径与苏东的“休克疗法”改革的优劣比较。

毅夫先生指出:“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始到现在,中国经济依然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尚未解决……只有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因此,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还是必须遵照比较优势理论,彻底改变至今依然存在的赶超战略思路。因为,“从计划经济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前提是战略思想的转变,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内生于赶超战略,如果要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放弃赶超战略的思想,真正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逐步消除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调整其功能定位及配置领域,恢复其自生能力。

正是基于在中国这块希望的田野上的数十年来耕耘实践,毅夫先生深刻地理解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

毅夫先生是实实在在喝过洋墨水的,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学成就回到祖国,在国内扎扎实实地做了几十年研究的学者。他的这一感悟,无论是对于有志于经济学研究,报效祖国的海外学人还是国内学者,都值得三思。

【责任编辑: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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