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
今年3月份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多地蔓延，已构成全球性危机。在积极应对疫情、防止其蔓延扩大的同时，如何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维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成为当前极为迫切的问题。
经过巨大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恢复工作在有序推进。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一是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较大冲击；二是总体需求受到抑制，制约经济增长，就业压力加大；三是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增加，复工复产难度加大，经济发展成本被动加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该如何调度宏观政策，才能既保持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相互协调，又符合自身发展实际？
笔者认为，保持货币供应适当宽松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是基础性政策，要进一步用好。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于1月6日、3月16日两次降准。最新宣布的新一轮定向降准将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落实。三次降准共释放资金超1.75万亿元。同时，人民银行同时决定4月7日起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这样做，可以适度加大货币供应，引导银行对实体经济精准投放。
在人民银行降准措施引领下，通过逆回购利率—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LPR利率的传导机制，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可以获得相对便宜的贷款。当然，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可以降到何种程度，除了宏观政策引领外，还要靠银行类机构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靠证券类机构改善投行服务来解决。这本质上是营商环境问题。
从财政支持来说，除了年初确定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措施，财政系统还在疫情期间出台了阶段性、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企业予以财政贴息支持，对中小企业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等。还扩大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指导地方用好资金，尽快形成有效投资。至3月31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1.08万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3%。3月27日，中央决定出台财政“三支箭”举措，包括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国宏观政策在2016年起选择“下蹲”，主动去杠杆，主动缩表，为应对如今这场全球性危机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当时，党中央基于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复苏尚不稳定，杠杆率过高积累了较大风险的判断，果断作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这为今天释放货币供应、加大财政支持留出了比较自如的空间。
应当说，“去杠杆”也让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对痛苦的时期，有的企业、有的金融机构交了“学费”。但是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科创板成功推出并实施发行注册制，补上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又一个重要短板。
正是有了前期去杠杆、补短板的成果，我们今天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充足的资金实力、充足的信用保障，可以增加货币供给，扩大财政赤字。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推出了超预期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我们尽管有余地、有余力，但仍要坚持宏观政策稳健的基调，不简单跟随和“复制”，而是统筹国内外因素，做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也利于全球通力合作的政策安排。我们将主动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的沟通协调，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同，共同应对危机，一起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