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贾 丽
4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昔日的“小渔村”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这里，也曾留下如今的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年轻的足迹。
“从现在往前看40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改变非常大。我自己亲历其中，每年都有变化。我的家乡惠州，当时人口就10万人，全市就只有几条商业街，现在，惠州已经成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城市，各种现代的建筑、现代的产业都陆续崛起。深圳更是从一片荒地中发展起来的。”李东生日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大约在1976年，李东生去过一次深圳。
“到了深圳之后，我非常失望，深圳比当时的惠州还要小，还要破旧。现在，我们看深圳，它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的都市。以城市的变化来讲，深圳应该是在过去40年全球超大城市中变化最快的。”深圳这些年的变化，让李东生感触极深。
李东生创立TCL集团（下称TCL）之初，恰逢改革开放，TCL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李东生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企业家。
直到今天，和李东生为同窗的昔日彩电大佬黄宏生、陈伟荣都已退居二线，而他还坚守在制造业的前线，坚守着他的实业报国梦。
初创
1977年对李东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李东生和很多幸运的年轻人一样，从一个“上山下乡”知青成为一名大学生，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李东生心情无以言表。
结束了4年大学生活的李东生，回到家乡惠州参与了第一家企业（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的创立。
从此以后，李东生的命运便与这家企业息息相关。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短缺，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东西，要有相应的购物票。那时候，中国经济起点较低，处于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只要胆大，敢于尝试，你就能有很多机会。”李东生说。
当时，国内录音机快速普及，广东市场对磁带有大量需求。生产磁带给李东生带来了第一桶金。有了资金，李东生便将生意扩展到电话机，TTK也更名为TCL。
当年惠州的电话机还是“摇把子的”，李东生带领团队一下子让电话机“跳”到程控电话阶段，还突破性地开发出国内首款无绳电话，这让李东生收获颇丰，电话机奠定了TCL品牌的基础。
从初创到上世纪80年代末，高速成长的TCL，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让在商海中摸索的打拼者们，大量接收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经验。李东生和他的团队，也被大量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所吸引。
“改革开放后，广东最早进来的是一批港资企业。当时香港的制衣业和电子业是两大支柱产业，80年代这两大产业支柱逐步移到内地，那时候，广东的改革开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非常好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李东生回忆道。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企业快速发展，经营者的思维从启蒙阶段的怎么赚钱、如何生存，转变为如何经营规划、经营战略，建立自己的品牌。
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能在管理水平能力上不断提高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TCL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我还是在农田上耕种的一个年轻人，上了4年大学，工作了不到4年，我就成为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用了很短的时间，我的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这是广东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缩影，时代给了这代人机会。”走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的创业路，李东生感恩时代所给予的机遇，而他带领的TCL也给中国经济发展留下鲜活的印记。
出海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开始从国内业务向全球业务转型，而李东生带领的TCL，已经早早地开始在海外市场“探路”。
1995年春，眼见日本品牌电子产品占据中国各大商场的核心柜台，价格高昂，李东生拍着桌子说道：“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工业就这样败下阵来，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
此后，TCL就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寻找机会。1998年，TCL收购了生产电视及数码影碟机的越南陆氏同奈电子公司，第二年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彩电生产基地。
“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中国企业为外资企业做原料加工。2000年后，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在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业务。在那个阶段，我们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这两个大型跨国并购让TCL在短期内变成全球化企业。同期，中国经济也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李东生说。
然而这一并购，也让经验尚且不足的李东生及TCL付出了代价。由于技术快速更迭，重组陷入困境，TCL很快出现亏损。
李东生和他的企业从此走上了自我“拯救”之路。2006年，TCL多媒体宣布欧洲业务重组，关掉部分销售公司、砍掉竞争力不强的业务、变现资产及库存。那一年，李东生亲自写下《鹰的重生》一文，以鹰的痛苦寓意TCL在困境下必须蜕变，让不少TCL员工热泪盈眶，坚定跟随的信念。
直到2007年，TCL扭亏为盈。自此之后，TCL一路向上而行，李东生顺势加快提升白电布局，向芯片等多元领域进军。
2013年年初，TCL买下坐落在好莱坞的中国大剧院的十年冠名权，并将其更名为“TCL中国大剧院”，向美国人敞开了另一扇展示中国风采的窗口。
4年后，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和意大利罗马的核心地段，均出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品牌。TCL的全球创意广告投射在帝国大厦、红磨坊、斗兽场等地标性建筑上。
有人问李东生，回想国际化道路的艰辛，会不会后悔。他说：“我一直不同意一个说法——TCL跨国并购是失败的案例。没有跨国并购，就没有后来全球化的TCL，只不过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我们遭遇的困难比预想的多，但是我们活下来了。并购能力的慢慢积淀，成就了全球化的TCL。”
求变
此次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全程中，李东生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感谢”和“反思”。
李东生说，他感谢时代所给予的机会，但自身所处的位置，让他必须要学会时常反思。“我比较善于学习、喜欢学习，能不断学习才有可能反思，同时，这也是竞争的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管一个大企业，这就意味我很少能听到别人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没有一种反思的习惯，就会不停地犯错误。”
而TCL的重生和每一轮新发展，也大多得益于李东生的这种“反思”精神。
如今国内外市场风云变幻，TCL一刻也不敢怠慢，不断地调整和转型，当下，TCL正处于第四轮创新变革之中。
TCL开始逐步将旗下消费电子终端业务分拆至香港TCL多媒体（现更名为TCL电子）上市公司平台，并将自身打造为以华星半导体显示产业为核心业务的资本市场平台。
“这轮变革，我们首先是做减法。从去年初到现在的这1年半时间里，我们大概重组、剥离了30家企业，我们希望这个改变可以让核心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做完这一步减法，我们将进一步对业务板块进行调整，让每个产品的竞争力做到行业领先。”李东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接下来，TCL要集中资源，让主要的产业呈现高增长。
在国际市场，TCL也已经改变打法。“这一轮全球化产业布局，TCL要深入到每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供应链体系和研发体系，寻找当地合适的合作伙伴。要把我们的系统在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40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从经济上来讲，我们从大变更强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的基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李东生说，未来十年，TCL的目标是在主导的产业领域达到全球领先，让TCL这个品牌不仅在中国，也要在全世界更多国家得到消费者的尊重和青睐。
从惠州到深圳再到海外，这条线记录着TCL的成长轨迹，刻印着李东生奋斗的足迹。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初创地，给初出茅庐的李东生的梦想插上了翅膀，如今作为一代商业翘楚，李东生也正在深圳规划着更大的蓝图。
新征程
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深圳竖起了高楼，而矗立在核心地段深南大道与科技南八路交汇处的TCL大厦，便是深圳南山的地标性建筑。
此次在与李东生见面前，记者来到了距离TCL大厦一个小时车程的TCL旗下半导体显示产业的“操盘手”——华星光电公司。
“华星光电采用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最先进的，其中废水处理系统的技术达到全球最高水平，处理过的废水堪比自来水，完全可以循环使用，每年可为工厂节约一万多吨用水。”参观中，华星光电CFO胡利华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华星光电这两年的变化，也让他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华星光电生产的玻璃基板极薄，刚开始他们采用人工运输的时候，一阵风吹来，直接把玻璃基板吹跑、吹碎。而现在对智能机器人的引入，可以完全避免这一问题。他透露，TCL还准备在深圳规划下一代更大的显示面板。
在李东生看来，半导体显示产业是TCL未来扩张的核心，“这一产业是我们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领域。我们在深圳集中建了三个工厂，已经投产若干年。华星光电的新工厂——第11代线t6，在今年年底会正式投产。我们还将在t6的旁边建设t7工厂。TCL将在大屏幕显示方面拥有全球最大的产业基地、最全的产业链生态。”
TCL还将在商用系统和芯片、人工智能等新兴业务寻找更多机会。
“目前，TCL已经成立了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的投资产业基金，未来我们还将加大投入。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人工智能创业型公司进行投资。”目前李东生已经深入考察了多个新兴领域项目。
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很多产业领域奠定了竞争的优势，在规模和竞争力方面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中国在半导体显示、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李东生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挑战是：在高端制造、精密制造能力方面有待提高。“下一代的中国制造要让中国的工业能力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高端制造业也是TCL未来努力的方向。”
“大家说实业很艰难，到这个阶段，打的都是硬战，啃的都是硬骨头，依然会很艰难。”望着窗外，李东生说，“但只要方向对，不要怕路远。中国企业要有信心，也要积极、更自信地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