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武英
2015年1月17日《师·道：徐悲鸿及其学生作品展》在位于北京酒仙桥的翰海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因为徐悲鸿，也因为他的弟子中不乏吴作人、萧淑芳、冯法祀、艾中信等中国美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这个展览还没开始，艺术界的微信朋友圈中就掀起了一股徐悲鸿热，徐悲鸿师生们的那些往事被再次提起。
1927年9月初，徐悲鸿结束八年留学生活回国后，将“写实主义”视为使中国文艺得以复兴的良策。1942年徐悲鸿筹组中国美术学校、1946年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组建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有不少学生出自中央大学艺术系。
据本次展览顾问、中央美院教授曹庆晖调查，自1946年至1966年，先后被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共计22人，其中就包括此次《师·道》展中的吴作人、萧淑芳、张安治、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文金扬等人。由于这22人不完全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历生，其中有部分是徐悲鸿的旁听生，因此被统称为“悲鸿弟子”。这些弟子除个别籍贯北平，大多数是南方人，与徐悲鸿有天然的乡土情结。因此，当其中绝大多数弟子在1946年至上世50纪年代初先后因徐悲鸿召唤而进入北京时，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画坛在上世纪20年代就形成的由南方画家主导的格局。
徐悲鸿对美术教育的关注，可以从弟子艾中信的回忆中找到，他在一篇追忆恩师的文章中提到，1951年徐悲鸿患脑溢血病危住院，期间只要病况稍有好转，都要问学校的情况，特别对教师的学习十分关心。有一次他还不能起来，却要迫切知道学校的情况。艾中信告诉他，最近正在讨论各种艺术流派问题，于是徐悲鸿和艾中信聊了很久自己的艺术主张———概括说就是写实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但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当他谈到每个有创见、风格独到之处的画家时，不论哪派，都喜形于色。艾中信说“他为了办好美术教育，能团结有真才实学的各家各派，尊重他们的成就，发挥其所长。论者或以为徐先生在艺术上狭隘，其实他唯独对西方为画商所操纵的诸流派极其反感，不能苟且。” 徐悲鸿自己写过一段话：“故创作乃一可贵之事，不能责之人人。人而不以独立自期，便云无志”，艾中信说，徐悲鸿反对的是“拾人牙慧”，又说“含金之沙，与纯铜有别。惟希望我亲爱之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一个什么主义，横与胸中，使为目障。造物为人公有，美术自有大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艺术的大方向要明确，不能含糊，而艺术表现是一定要有独创性的。
徐悲鸿的这些弟子在受聘任教的同时，大多也得到徐悲鸿的提携惠助，有的捐助出国深造，有的撰文力推其艺术造诣。比如他看中吴作人西北写生透露出的中国文艺复兴曙光，褒扬冯法祀以及行军作法对抗战题材的把握，推崇孙宗慰走向西北开拓胸襟眼界的抱负，支持文金扬准谙学理的教学法研究，引蒋兆和为开辟新国画之豪杰，赞艾中信多产质优而寄以希望，期许戴泽、韦启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曹庆晖说，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些人的艺术人生或许将是另外一番样子，同样，如果没有这些人，徐悲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位置和影响也不是现在的局面。
艾中信说，徐悲鸿“在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而这个学派，后来被我们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美术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