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武英
1月5日，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公布了其起诉故宫专家杨丹霞名誉侵权案的二审判决结果。这份由北京市第三终极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结果显示，对于一审后杨丹霞提出的上诉，由于上诉理由和事实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以支持，维持原判，也就是说，沸沸扬扬了一年多之久的《功甫帖》事件，终于有了一个孰是孰非的结局。
2013年底，知名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的天价竞得苏东坡为好友郭功甫写的《功甫帖》。该作品共有九个字“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件拍品自此就像一颗炸弹，搅得内地收藏圈不得安生。
首先爆出的是这件海外成交的传世名作，如果回国，将面临高额的关税，刘益谦在接受采访时说“依据相关规定，进口艺术品要征收6%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在目前这种高额关税下，如果将《功甫帖》运回上海进行展示，可能需要多花近1500万元，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只能通过'绕道’方式，先将《功甫帖》运到中国香港，然后再以“借展”的方式给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展出。”然而，就在媒体和公众探讨我国的艺术品关税制度对艺术品回归带来的各种制约时，“价值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功夫帖》是伪作!”的言论突然将人们的视角带入一个令人愕然的方向。
公开质疑这幅作品的是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他们认为，刘益谦购回的《功甫帖》钩摹自清朝鲍漱芳(约1763年-1807年)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为道光四年(182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所谓，“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
质疑一出，刘益谦马上做出反击，他公开表示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员在没有看到自己购藏的作品之前就说是“伪作”，是不严谨的，呼吁三位专家出具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并欢迎他们来自己的藏馆看原作。2014年1月1日，三位专家继而在业内某专业媒体发表过万字的研究文章，继续指认《功甫帖》为伪作，这时，作为卖方的苏富比也坐不住了，立刻发表声明，“这三位来自世界级博物馆的专家，罕见地以个人名义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艺术品的商业行为作出公开评论，对此苏富比表示惊讶。苏富比不同意各文章中的观点并坚决认定'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苏富比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这时，各种声音纷纷登台，有支持上海博物馆的，也有力挺刘益谦的。北京知名藏家朱绍良更是发表了长篇研究文章，力证《功甫帖》为真，并表示自己愿意接手该作品。而作为市场观察评论员的季涛，此时也发表了不少观点，呼吁公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待《功甫帖》。可谁都没有想到，原本只是旁观者的季涛，却成为《功甫帖》下一轮风波的主角。
2014年春节期间，一个注册为“Mr让阿让”的微博号，就《功甫帖》一事中季涛发表的观点进行恶语谩骂，几近人身攻击。后经证实，此“马甲”为北京故宫知名专家杨丹霞。之后，季涛对杨丹霞提出上诉，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下胜诉。截至笔者发稿，“Mr让阿让”已清空了所有微博内容，但没有看到道歉的只言片语。
在二审结果出来后，朱绍良在微信圈里转了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的一段话，“人这一辈子只有三万多天，减去睡觉的部分就两万多天，再往深了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战胜了成千上万的精子和卵子后脱颖而出来到世上，生命多么宝贵，还有人舍得拿出一部分来和人怄气，人的一生既不可以虚度，也不要生活在怨恨中，吃喝玩乐吧。快活地活着，但不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舒服地活着，但不要让别人不舒服，幸福地活着，但不要抢走别人的幸福，骂人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屋。写点骂人的话，找一本纸面笔记本，在不适当的地方，说了不适当的话，说声对不起，就把别人的嘴堵住了。”
的确，2015年已经来临，就让《功甫帖》所有的恩怨情仇都留在过去吧，让我们不要怨恨，狠狠地幸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