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生产过剩应推进分配领域改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生产过剩决定了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利润收缩、产能利用不足、还贷困难、上缴税收减少、劳动者收入下降与消费购买力萎缩，以及实体经济资本外移引起虚拟经济泡沫，都是一个逻辑的延续。生产过剩是否为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许多不同意见，不讨论就难以达成共识。

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生产过剩

已经持续三年的经济下行，其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还是经济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从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看，没有超过十年的、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中国长达9%以上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30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说明，在完成工业化以后随着服务业逐步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都会逐步降低，直到稳定在3%左右，在主导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交替过程中，也的确会有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显然，高速增长期持续长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否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是，中国在现阶段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了吗?虽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由于中国典型的“二元结构”，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直到2011年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如果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去年才只有850美元。如果8亿农民的人均消费能提升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增加两倍半。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1吨钢，但是到去年中国的人均粗钢产量才刚刚超过500公斤。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不是因为实体经济已经极大充实，已经可以进入到服务业发展主导时代的标志，而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则与工业化程度无关。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处在结构剧烈转变中的国家增长率最高，而结构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对中国来说，由于真实城市化率还处在低收入水平阶段，未来还有8亿人口要进城，这就是中国内需最深厚的动力源泉。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平均增长率高于10%，而每年的新增需求，即投资、出口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额还不到10万亿元。根据笔者的计算，如果在未来20年要安排8亿人口进城，仅投资的年均发生额就不少于20万亿元，所以说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还有保年均9%的需求增长潜能，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高速增长期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地方债不是经济最大威胁

目前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因为地方政府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很可能把中国的银行体系拖垮。这样的观点笔者很不认同，从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看，最多的估计是超过20万亿元，即便如此，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掌控着650多家上市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总规模目前也超过了57万亿元，以最大口径2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规模，负债率也刚刚超过1/3，这样低的负债率就认为会导致地方政府普遍大规模破产，显然这个判断不准确。如果地方债的总体情况是如此，即便有些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的确过高，并且陷入偿还困难，中央政府也有能力救济。

此外，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纯粹，地方政府的这个调控机制，就是从传统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最大一块。地方政府通过手中的融资平台找钱上项目，目标首先不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增加政绩，所以仍然是“软预算约束”状态，而这恰恰是一个对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而这个机制在2008年以后的政府救市行动中表现最明显。

2000年至2007年，国有投资比重曾经发生了猛烈下降，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后，民间投资显著收缩，国有投资却逆势增长，在2009年的新增投资中，国有比重高达60%以上，到2010年国有投资比重又上升到31%。同期内，地方政府麾下的投融资平台猛增，而4万亿元财政投资与10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国有投资项目吸纳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率先从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走出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地方政府这个特殊的需求扩张机制。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地方政府这个需求扩张机制完美无缺，而是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在市场机制占主体的大背景下，保留部分短缺经济机制以对冲生产过剩矛盾影响，可能反而是中国经济的特殊优势。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拥有这个特殊优势就具有更重要的宏观调控意义。从更长远看，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是短期有过剩，长期仍不足，所以让地方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反景气地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也不会有大问题。

另外，国企问题类似于地方政府问题，即也是一种需求扩张机制，实际上，中央与地方政府要扩张投资需求，都必须通过国企来进行，因此保留部分国企，就是保留了部分需求扩张机制。因此，问题的根源仍然是怎能解决好生产过剩矛盾，如果实体经济有出路，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能产生效益，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改革重点应放在分配领域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效益问题还是分配问题?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改革和调整应该围绕什么中心来展开。有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仍是经济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应当是围绕着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来进行，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企业和市场效益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差距仍很大，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效益的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国家。

衡量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新千年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倍，是发达经济体的10倍，比金砖国家中最快的印度与俄罗斯也快了一倍以上。不仅在效益提升速率方面，从一些重要的绝对指标看，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

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显著高出发达国家，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能源使用效率水平的提高都要受到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仍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金属材料都被用来制造新的机器设备和各种建筑物，而这些机器设备与建筑物都远未到报废期，就没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进入到废旧金属的循环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和污染排放，都要显著高出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经济增长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的阶段，服务产业能耗低，所以服务产业比重的上升，就带来单位产出能耗的降低。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构节能效应。

与此相关的是，还有人认为提高效益是长期问题，需求不足是短期问题，因为供给与需求分析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属于短期分析，而改革与结构调整，瞄准的都是经济中的长期重大问题。这个说法笔者不赞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而马克思说是“生产过剩”，他们实际说的是一回事，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与矛盾，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只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同，凯恩斯说是要用宏观再分配的方法来解决，马克思说是要用改变产权制度的方法来解决，而社会制度当然是属于长期问题。

西方市场经济的长期实践证明，凯恩斯所提出的宏观再分配体制，的确是反过剩的好方法，它可以在兼顾微观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解决需求不足问题。1998年后，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过剩矛盾随之出现，在次债危机爆发后就更加明显，这说明即使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特征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规律仍基本在重复着新全球化以前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怎样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

与这个观点相接近，还有人把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等同于要扩大消费，因此指责说扩大消费没有出路，只有投资能创造增长。如果只有投资能创造增长，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就不会因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不得不经常要停下来。对经济增长过程而言，供给与需求过大都不好，需求过大就是分配给最终消费的社会成果太多，会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足，经济增长就没有后劲，而供给过大就会导致企业商品出售困难，市场价格与利润下降，企业就没有生产与投资的动力，还是会阻碍增长。但是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特定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关系所决定，生产过剩是常态，所以更需要防止的是储蓄与投资过大而消费不足，如此才能保持宏观总量的循环通畅，使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得到最大发挥。

提高效益为先还是解决过剩为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与调整取向。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成四个环节，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如果是效益为先的取向，则必然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生产和流通领域，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而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则必然会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分配领域。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企业已经获得了较充分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权，因此阻碍效益进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了分配领域，因为只有在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时候，企业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市场需求萎缩，则是对企业效益的最大吞噬。

此外，如果不触动分配机制，企业即便效益水平提升，利润仍然归老板而不是员工，改革的成果就不会惠及民众，就难以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反而可能会由于企业利润增长，加剧生产过剩。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虽然经济已经连续三年下行，但消费率不升反降，说明企业家阶层在生产经营困难时，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来保住企业利润。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为了说明生产过剩是主要矛盾。生产过剩决定了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利润收缩、产能利用不足、还贷困难、上缴税收减少、劳动者收入下降与消费购买力萎缩，以及实体经济资本外移引起虚拟经济泡沫，都是一个逻辑的延续。目前还没有见到的是就业困难，但是由经济的持续下行趋势决定，这个问题的出现时间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