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当前和谋长远之间寻找平衡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科学发展专家谈之十二

在保当前和谋长远之间寻找平衡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

新华08网北京9月27日电(经济参考报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法越发灵活。尤其是，率先从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实现经济复苏。请您归纳一下在这十年中我国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刘树成：中国经济这十年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宏观调控也着力解决两种难题：

第一个阶段，2003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承接2000年之后的上升之势，处于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长的上升周期，过去上升期只能保持短短的一两年，而这次却有长达八年的连续上升，处于难得的长时间的上升通道。那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缩型调控，提出要“双防”，防止经济过热，防止物价上涨，努力延长经济波动的上升期。

第二个阶段，2008年在国内经济需要调整结构时，又遇上国际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国内外因素叠加，一些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返乡，中国经济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这期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松紧有度，沉着应变，保持平稳增长，避免大起大落。于是，宏观调控侧重点由2008年至2010年“保增长”，转到2011年“控物价”，又转到2012年“稳增长”。

从“双防”到“保增长”、“控物价”、“稳增长”，这是十年宏观调控的“四部曲”，拿捏有度，审慎灵活，表明我国宏观调控水平显著提高，于“平衡”的艺术中凸显中国智慧：扩大国内需求和稳定外需的平衡、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平衡、调整振兴产业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平衡、拉动经济增长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平衡、东部地区率先调结构和中西部地区开发崛起的平衡，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的平衡。

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对此，您有何看法?

刘树成：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从我国1952年—2011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可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1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来，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引起新一轮的热烈讨论，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讨论中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与过去30年相比，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减速，不同意见是这个减速的程度有多大，减速的过程会怎样实现。那么，对于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您有何看法?

刘树成：当前大概有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左右将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7　%的中速，降幅为30%-40%，下一个较大台阶。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以8%的平均增速可以再维持20年，持续到2030年。

第三种意见，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十二五”前三年，就是2011、2012、2013年将继续下行，分别为9%、8%，7%。尔后，将强劲反弹，以9%的增速继续增长15年，到2030年。

第四种意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11年-2015年为8%-9%，2016年-2020年为7%-8%。

除了这四种意见还有其他不同意见，在目前这个时点上很难说哪一种意见是对的，哪一种意见是不对的，这要靠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由此引出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了，有利于中国经济今后更长时间的发展。

首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也是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后，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低于潜在增长率，有必要对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进行调整。还有人认为，鉴于前几年“四万亿”投资带来的负效应，现在经济增长率在7.6%、7.8%是正常的，高于政府年初的7.5的预期目标，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再去采取宏观调整政策。

我认为，今年上半年7.8%的增长和二季度7.6%的增长，都低于8%的增长，是低于我们当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如果给出当前中期(如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一个区间的话，还是可以把握在8%-9%的区间。

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在8%以下，就会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GDP是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是没有GDP蛋糕适度做大就更难分好这个蛋糕。增速太低也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如果大幅度下降，则会使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实现都会受到影响。GDP增速太低还会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就影响到了收入。

第二，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多少为宜呢?对此，学术界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多少为宜涉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移一个大台阶。潜在经济增长的下移是突变过程还是渐进过程，这是需要讨论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潜在增长率下移比较明显，比如日本二战以来下移的比较明显。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比如韩国。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很难给出精确的测算。在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10%，先降到中高速8%至9%，然后再降到中速7%-8%，然后再降到中低速6%-7%，再降到低速5%以下，是有台阶的，不是高台跳水，最好是分阶段下移。

现实经济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完全平稳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落。特别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逐步推移的过程，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一定是直线下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然有高低波动。比如说国内外多数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2011年低。但预测2013年的时候，许多预测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2年略高。